春节临近，温州的马路变窄了，路上缓慢爬行的铁皮壳子个个血统高贵，如同一场流动的名车秀。温州的餐馆变小了，大排档都需要预订座位。温州的宾馆变挤了，要想在黄昏以后预订到房间需要凭借好运气。今天游子归乡，而数日之后，这些让温州变窄、变小、变挤的人又将散如柳絮飞花，年复一年，他们留给这座城市的除了财富还有什么？

　　初二的清晨，顾瓯文就会出现在新西兰一座破旧写字楼里，他在那里有半间办公室，另外半间属于一个姓李的福建人，两人相处得并不愉快，他怀疑对方经常偷拿厕纸。当然，这些事他不会告诉自己的母亲，头发依然乌黑的老太太正兴致勃勃地和儿媳妇谈论基金。6岁的胖儿子在专心致志地对付餐桌上的螃蟹，春节后他将和父母分离，呆在温州直到小学毕业。小家伙会说英语和简单的普通话，与只说温州话的奶奶交流起来有些困难。

　　顾和妻子每年大概回国一次，住上一周。他无所谓地说，“来就来，走就走，我爸爸当年就是这样，周围的朋友也是这样，家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据顾说，温州有很多专门的学校接收父母在海外、与祖辈共同生活的孩子，“走进去如同进了联合国。”

　　在海外想不遇到温州老乡才难，但从未有“两眼泪汪汪”的相逢场面，而告别时也没有伤感。并不是因为如今通讯发达、交通快捷，解放之前温州人就将漂洋过海谋生视为寻常事。顾瓯文讲了一个他祖父的段子，祖父二十出头时，有一天清晨出门，和正在补渔网的老婆打了招呼，“去南洋了。”半年后回来，一进门问老婆“网好了”？就如同去了趟邻居家。

　　没有乡愁的温州人却最重乡情，只是不会用忧郁的感觉承载。温州作家白晖华曾著书《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他说“温州的男人不浪漫”，男人不浪漫，女人也就刚柔并济，总之，“温州人做事不会‘温吞汤里煨牛肉’(温州话)，而是一上锅就爆炒。”

　　温州人并非不重视形式感。尤其是从海外归来，通常会衣着鲜亮，精神抖擞。

　　“温州人特别重面子，衣锦还乡的观念很重。”但其实“大多数人在海外生存状况可能很艰难”，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感叹。在芬兰，他见到了几位刚因俄罗斯零售法案影响而转移过去的温州侨商，他们感觉在俄罗斯待了几年，大钱还没赚到，如果回温州就颜面扫地，一定要重新找一个生存的地方。有人说，“熬也要熬上10年再回去。”

　　“温州商人”的概念实际上正在分层，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也出现了两种类型，他们的成功靠的都是温州人著名的“四千精神”：跨过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把温州的产品千方百计销售出去。但老一代温商精明、坚韧、勤奋，却是“装在圈子里的人”。在海外，温州话是识别他们的标志，他们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大多数人本身也不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然而，那些年龄在40岁上下的温商，读书未必很多，观念却更开放、灵活。眼镜商人杜寅勇去巴黎之前，先了解巴黎有几个区，每个区的商业特点是什么。法国地铁系统非常复杂，他在车上看见中国人就打招呼，询问如何换乘方便，如何买票便宜，一句法语不会，居然在巴黎从未迷路。他在法国和西班牙开店雇佣的也都是当地人，“因为他们更了解当地的流行趋势和市场状况。”

　　还有一种类型的温商正在崛起，他们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第二代，父辈曾不惜代价送他们在海外留学，现在他们彼此间的观念冲突也日渐凸现。“一方是‘泥腿子上田’，靠经验决策，一方受过正规的MBA教育，满脑子国际市场规律，信赖成本更低廉的电子商务，不用辛辛苦苦地漂洋过海。他们之间怎么能不发生冲突呢？”周德文说。

　　冲突的结局往往是父辈淡出。近来温州有一家著名家族企业完成了交接班，父亲狠下心把企业交给从悉尼大学毕业的儿子，自己跑到澳大利亚开矿去了，眼不见心不烦。

　　更显著的区别在生活方式上，父亲们依旧勤俭节约，儿子则钟爱奢侈品，可能一条皮带的花销差不多相当于老爸一生在衣服上的全部投资。

　　“等到第二代开始真正接班，‘温州商人’的概念也就将消失了。”白晖华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