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音译，Chen Rui）是一位会计师，一位寡妇，当她到了50岁的退休年龄的时候，她立即开始找新工作。

    在西方，第二职业很普遍，而且通常是为了满足一贯的雄心，而中国众多像陈瑞那样的居民，在干十年或二十年有偿工作却更是为了生存。

     中国老年人比例的增长比任何大国都要快，在2005年和2015年之间，离休人员的数目将增倍，达两亿。但在本世纪中，离休人员就会有四亿三千万，大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增长意味着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可能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基础——数十年来，该国经济依靠从农村来的千万年轻的、教育程度不高的廉价劳动力蓬勃发展。

    中国人口架构的改变与家庭架构的变迁相连。该国始于八十年代的所谓一胎化政策意味着从目前这一代年轻成年人开始，夫妇们将面临照顾四位年老父母的艰难任务。出于同样原因，职工对离休人员的比率下降，从现在的大约六比一下降到2040年约二比一。

    当然，提高退休年龄，让目前的退休年龄（女性50～55岁，男性55～60岁）提升到更符合国际规范可以大大减轻养老体系的压力。但提高退休年龄又给政府带来另一些问题。

    例如，去年有四亿一千三百万年轻大学毕业生，当中30%仍然失业。在非大学毕业生当中，失业率也很高。延长老职工的职业寿命将令这种局面更严重，可能引起不稳定的后果。同时，打破终身承诺和唐突地延长退休年龄会造成就另外一大批人的不满。因此，政府在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上一直无法达成共识，像陈瑞那样的人们处于一个越来越困难的位置。

    如同许多同龄的妇女，陈瑞只有一个孩子，这意味着她的老年只能只靠微薄的养老金和这个唯一的孩子的照顾。她如今在一家小贸易公司工作，她表示是在为女儿存嫁妆，也是在为自己存养老钱。虽然女儿表示结婚后会照顾她，但她不想成为年轻夫妇的负担，毕竟同时照顾双方的父母并不是轻松。

    中国所处的困局构成一个常常被问起的问题：国家可以在变老之前变富吗？越来越多专家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并不确定。

    在现代化热潮中，中国重建了经济，向外资开放，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大大扩充了高等教育。在中国的亲市场化改革中，数百万工人下岗。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国家对这些工人的养老义务加上在新的、市场导向的退休体系下的义务，总共超过1.5万亿美元。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的李绍光（Li Shaoguang）表示，他们已经意识到老年人比例在快速增长的事实，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为目前的退休人员支付养老金，政府正尝试把更多的民工容纳到这个体系中来，这可以减轻目前的压力，但这也意味着当这些民工年老后政府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但有人估计，至少有五亿农村居民完全没有得到国家社保体系的覆盖。北京意识到危机，十年前开始修补养老体系。

    对金融专家来说，最麻烦的是政府曾用目前这代工人的薪水税来支付之前一代的养老金，而在理论上，这些应该是划到目前这代工人的个人退休账户上的。

    专家在谈论迫在眉睫的危机，但许多中国人似乎只是朦胧地意识到国家的困境。许多人很晚才开始为养老作准备。（作者 Howard W. Fr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