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斌刚刚在广州买了房子，他强调无论如何也要把家安在广州，因为“广州比较适合我家里人的脾气”。但对他而言，工作的重心并不在广州，这就意味着他以后会很辛苦，他淡淡一笑，“我已经习惯这种到处跑的状态了”。

    最初从电台到电视台，又从香港到内地，再到现在跟着“同一首歌”转战国内外，梁永斌仿佛一直在路上。他记不清三年来随“同一首歌”走过了多少城市，但他觉得为此辛苦值，如他所言，“能遇到这样一个栏目是我的幸运”。

　　我们这次封面拍摄的地点很特别，这里曲径通幽，环境很安静。梁永斌条纹T恤、牛仔裤、运动鞋，很休闲地穿着。虽然戴着墨镜，但是能感觉出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换衣服、找感觉、拍照……每一个环节梁永斌都很认真。拍完照片，他径直赶去主持一场主题为“影视金曲”的“同一首歌”。

　　“我的第一任普通话老师是邓丽君”

　　来内地之前，梁永斌一直在香港凤凰卫视做节目。凤凰卫视曾经培养出来许多知名主持人，而且现在很多内地主持人也都希望能去凤凰发展，然而梁永斌选择了放弃。迈出这一步是需要勇气的，毕竟这样的选择很冒险。

　　“离开‘凤凰’是我比较随意的想法。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打算。小时候，父母就说我是没有长远打算的人。这可能就是我的性格。我不会想太多，不会周密地去计算。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计算得太细就没有意义了，即便是你按部就班地按着你的想法去做了，也不一定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反而一旦达不到，失落感也会更强。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还是交给老天吧。”

　　“当时你在‘凤凰’做得很好，就这么放弃了，你不会觉得有些可惜吗？”

　　“我在‘凤凰’呆了四年，第三年，我感觉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当时‘凤凰’也在转型，从综合类转到新闻资讯类。我觉得我不适合做新闻，我的强项是做音乐和娱乐。第四年，我的合约要到期的时候，‘凤凰’连最后一个音乐节目也不做了。如果继续留在‘凤凰’，我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来北京，等于给了自己一个新的机会。”

　　“当时陈鲁豫在尝试转型的时候，大家开始也会疑惑，但是后来她做得很成功。你没有想过去尝试一下吗？”

　　“鲁豫做这个节目还是有她的道理的，她是科班出身，学的就是这个，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归位了’，所以她的心态更愉快一些。如果硬要让我去做新闻，我就会感觉我是在改行，就会有‘拧’的感觉。所以我就放弃了，所谓‘不破不立’，那我就破一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这样，梁永斌离开香港来到内地。对于在“凤凰”已经有了一定成绩的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次的“破”更意味着他要“一切归零”。

　　“当时有朋友劝我来北京，说北京有很多制作公司、电视台，又缺男主持，机会很多。我当时想也是。但是现在看来，我过于乐观地看待了这件事，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市场的容纳度。来到北京两年多，差不多三年，我对自己都没有一个定位，没有找到一个我愿意长期做的节目。我当时就想，再给自己一年时间，如果还是这样，那我就不做了。就当自己最初是个错误的选择，就当自己不是做这一行的料。我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当时也有很多公司和电台的导演喜欢梁永斌，但是最后节目都没有通过，主要因为梁永斌常被大家误认为是香港的主持人。按照规定，境外的主持人是不能在中央电视台做长期栏目的，所以，梁永斌就要不断地提供证明，澄清自己的“身份”。梁永斌没有想到的是，他遇到的困难还远不止这些，“来北京后，第一我要面临普通话的测试，第二我要面临报批，第三我要洗底，就是要把境外主持人的底抹掉。我没想到这个过程这么漫长”。

　　梁永斌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语言，他需要改掉自己的“港台腔”。“我本来就是广东人，说普通话就会有那种音在里面，而且在凤凰也根本不要求把它改掉。只要大家都能听明白，不一定非要说得像许戈辉那样。但是来了北京以后，就要改掉，所以我就尝试去考普通话测试。我前后考了三次普通话，还找到了老师辅导，当时老师听说我是‘凤凰’过来的，就不收。后来在我的争取下，和老师见了一面，老师见我基础还可以才同意教我。”

　　“我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拿着书念。我觉得外国人学汉语都比我强。以前我还以为我的汉语拼音学得很好，现在看根本达不到要求。但我还是很支持把普通话作为一种标准的，其实，港台的从业人员也能把普通话讲得很好。我的第一任普通话老师是邓丽君，我听过她的演唱会录音，她的歌普通话发音就非常准，所以不见得港台就不能讲好普通话。”

    与“同一首歌”有关的日子

　　过了语言这一关，梁永斌面对的机会也多了一些。很偶然的一次，他和“同一首歌”的导演孟欣认识了。“我第一次做的节目还不是‘同一首歌’，是中韩歌会。孟欣导演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她希望节目的风格和主持人的风格都有新的突破。接着，她试了很多人，最后觉得我比较合适，就把我叫到了韩国。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差点让梁永斌与“同一首歌”擦肩而过。“那次结束以后，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络。我不知道自己给她留下的印象如何，也没有想过这是一个突破口。直到后来，我进了这个节目组，在一次聊天的时候，孟欣说：‘你知道吗？第一次在中韩歌会合作的时候，我对你非常不满意。’孟导是对我的服装不满意。我当时穿了一身西装，没有打领带，在里面系了一条丝巾，在屏幕上看颜色有些暗，而韩国那边穿的是一套很戏剧化的衣服，很炫，我们站在一块我就被淹没了。”

    虽然梁永斌的普通话过关了，但是来到“同一首歌”之后，原有的主持风格也要相应地改变。“原来录音乐节目是小范围的，单对单的交流方式，但是‘同一首歌’是一个非常大的场面，情绪要很饱满，要充满激情，如果你自己不兴奋，观众离你那么远怎么会兴奋呢？这种距离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就需要用你的声音和张力把它拉过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动作太多了。在那种场合下小动作太多，就不能压场，但是这么多年，这都成为习惯了。这样的改变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

　　“在‘凤凰’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我是因为有自己的风格。来到北京则需要把一些属于港台的痕迹抹掉，但是又不能把属于‘梁永斌’所有的特色都抹掉，保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交流的互动感，因为这是我的优势。我必须很清晰地分析自己，在我身上有哪些是我的优势，有哪些是我不具备的，不具备的当然我就要回避。比如说赵忠祥老师的沉稳，我觉得自己是不具备的，但是他身上压场的东西我认为我应该学。而我身上的这种轻松自如的感觉和歌会比较吻合，这个不能放弃。还有我对音乐的熟悉，这也是我的优势。我就不断地把好的发扬光大，把没有的而又需要的东西吸收过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开始看自己的录像总是很苛刻的。我就不停地尝试各种方式，然后回来看录像，感觉不好的地方再调整，就这样一期一期不停地摸索。经验的确是自己慢慢积累起来的。即便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告诉你该怎么样，一旦走到台上，你是根本顾不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是一种锻炼，在我的主持生涯里，还没有尝试过连续性地主持这样大型的节目。”

　　“同一首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歌会，还有公益的性质。在节目中就不可避免要加入感人的故事和细节，还要有互动的环节设置。梁永斌坦言这不是自己的强项，所以他平时费最多心思的地方也在这里。

　　“我在拿到背景资料的时候，会参与一些前期的拍摄。即便没有机会参与前期拍摄，我也会把资料看透，与访问对象接触和沟通一下。从那样一个火爆的场面，一下子到这种感动的氛围之中，需要有机地过渡。而且这个环节不适合太长，就像一个杯子水到七分八分正好，太满了就过了。每个人在台上的交流是真诚的，他只要把他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就行了，我不会逼他们说我想要的。那样就会很假，观众一下就能看出来的。”

　　梁永斌不仅跟着“同一首歌”走遍了中国内地，还去了国外，加拿大、多伦多、纽约等很多城市。在国外的演出和国内有很大的不同，梁永斌对此深有感触。“在国外，观众里面华人居多。从前在电视上看到华人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我还不相信。但是到了那种环境，和他们接触之后就发现这真的是他们内心的感受。那些改革开放出国的华人，大都是听李谷一的歌，在学校里唱的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到了国外就再也听不到了。他们为了生活而打拼，很容易就把当年的这种激情忘却了。当‘同一首歌’再把这些记忆带过去的时候，好多人真的是泪流满面。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中国终于有自己的音乐品牌在海外被认可。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对我来说，遇到这样的一个栏目也是我的幸运。”

　　“接下来，是继续专心做‘同一首歌’，还是再尝试一些新的节目类型？”

　　“如果让我自己来选，我不会让自己身上背那么多节目。因为一个栏目是需要你像爱人一样培养情感的。现在只有特别适合我的节目我才会去做。”

　　梁永斌最忙的时候曾经同时接了七档节目，每天就像赶场一样，要赶去不同的地方录节目，这种辛苦是难以想象的。他也真切体会到了其中的不易，所以现在他对节目非常“挑剔”，如果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就毅然放弃了。

　　“向‘黑胶时代’致敬”

　　在梁永斌仅有的保留节目中就有这个为电台录制的音乐节目，叫“我的黑胶时代”。很早之前，就听说过梁永斌特别喜欢收藏碟片，据说家里的两面墙都已经摆不下了。对于音乐的热爱是他坚持做这档节目的缘由，“我做这个节目也快四年了。无论多忙我都会做下去，因为这是我的兴趣，这个过程我很享受，很多快乐的记忆都会出现在脑海里。而我坚信这种感觉是和一部分听众群共有的”。

　　梁永斌是用粤语来录制这个节目的。很多电台都想让他再做一个普通话版本，但是他拒绝了，除了精力的问题之外，他说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所有的黑胶收藏都是和我的粤语环境分不开的。我小时候听到的唱片都是香港的，最先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而北方的听众最先接触的港台流行歌可能还有苏芮、有齐秦，但那是我后来才听到的。如果我用普通话来表达我小时候的生活记忆和状态，大家就不会太有共鸣。这种异域文化是有距离的。所以我就没有做，我想让这种情感更纯粹一些。”

　　做这档音乐节目，不仅使梁永斌多年收藏的碟片有了“用武之地”，也促使他收藏了一些自己认识以外的唱片。“我希望这个节目的外延拓得更宽一些。这个过程对我也是一种丰富。原来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我曾错过一些唱片，现在发现它们的设计很好，或者内容很有品质。”“你对唱片的欣赏除了音乐要好听，还看中唱片的装帧设计和包装？”

　　“我之所以会留恋一些唱片，还因为当时的制作工艺没有现在的高科技，所以有更多人性的东西在里面，会更纯粹。一件东西一旦加入情感就有了它的附加值。而且那些唱片是在人类最初能够记录声音时保留下来的，特别珍贵。像周璇，她不是我生活的年代，但是恰恰是因为听她的声音才记住了她。这些声音才成为经典。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在这样色彩斑斓的生活中，就要学着欣赏简单的东西。只有简单纯粹的东西才能走进你的心里。”

　　对音乐很痴迷，问梁永斌有无出唱片的打算。他不好意思地笑。“我唱过，但感觉自己很不专业。所以我录唱片的时候，更注重情感的表达。要说技巧还应该是美声。他们知道怎么样发声是最完美的，声音是最洪亮的，出来的效果是最立体的，传得最远的，可是我不具备这个，我只能用情绪打动人。”

　　“说起来挺惭愧的。在1994年年底，发了第一张唱片。那张唱片发行得益于当时广东流行音乐乐坛的繁荣。我在电台也小有名气，所以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做了。实际上还是很稚嫩的，虽然后来也拿了一些奖，但我觉得就代表我的一个成长过程。第二张唱片是在2004年年底，也叫《我的黑胶时代》，很有纪念性质，是向黑胶年代的致敬。我把它做成一个发烧碟。品质上比较讲究，全部用乐器演奏，走的是高端的路线。”

　　“我在‘凤凰’呆了四年，到了第三年，我感觉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当时‘凤凰’也在转型，从综合类转到新闻资讯类。我觉得我不适合做新闻，我的强项是做音乐和娱乐。第四年，我的合约要到期的时候，连最后一个音乐节目都没有了。如果继续留在‘凤凰’，我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来北京等于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

　　“在‘凤凰’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我是因为有自己的风格。来到北京则需要把一些属于港台的痕迹抹掉，但是又不能把属于‘梁永斌’所有的特色都抹掉。保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交流的互动感，因为这是我的优势。我必须很清晰地分析自己，我身上有哪些是优势，哪些是我不具备的，不具备的当然我就要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