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一个人一生都有三个亲人。一个是生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故乡，第三个是他的祖国。我们许许多多人都来自于遥远的西部。我在此选择的是对第二个母亲进行描写，对故乡的怀念。”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立于讲台，深情朗诵起了自己的诗作。

    2007年1月10日晚，“幸福牵手——2006中国地产慈善之夜”在北京嘉里中心隆重举行。大厅内灯火辉煌，黄怒波额上皱纹纵深，身上的暗格条纹上衣暗淡低沉。

    低调的岂止衣着。去年一年间，与京城某些房地产大佬的“跌宕起浮”相比，黄怒波除了偶尔向媒体透露一下中坤的未来设想，就是斥资3000万元捐助了北大新诗研究所等3家诗歌研究机构，在文化界泛起过一丝微澜。

    熟悉他的人认为“低调”不属于黄怒波。也许，只有他本人才能明了那份属于自己的“低调”。

    反革命狗崽子、宁夏下放知青、北大校园诗人、90年代下海精英、《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地产商人……

    黄怒波身上有太多时代烙印。

    地产界的资深人士王志纲曾形容榜上的富人是“还在路上的英雄，泥足巨人、稻草英雄，需要这个排名，以便包装自己，聚敛更多的金钱”。

    眼前，这个高个儿、小眼睛、笑眯眯的五旬男人，在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一直没怎么提到“钱”字，但“钱”又无处不在：他本想做一个率性而为的诗人，办企业赚钱是为了有一天能出诗集。诗集出来后，他却有了一个“不能轻意舍弃的企业”；他害怕“个人膨胀”导致“独裁”，成为“企业最大的风险”，在将中坤集团新任总裁推至前台的同时，却又将企业核心——财权抓得更紧……

    室内冷冷的。“我的心灵一直很痛苦。越有地位和金钱的时候，我越悲哀。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小时候在宁夏，整天被骂成‘反革命的狗崽子’。现在回去了，却是市长的座上宾，还要被请到电视上‘拜年’。当年插队时，睡在一张铺上、吃在一个锅里的乡亲，如今一起喝酒都要小心翼翼的……唉！越想越觉得没意思。”

     “最讨厌电视上那些狼吞虎咽的镜头，太假！”

    “像我这样走出来的人，内心的一点变态就是自尊心极强。哪怕多年前受到一点点侮辱，都会记得清清楚楚。”黄怒波冷不丁冒出一句。

    1958年，两岁的黄怒波被妈妈抱在怀里，随着父亲的大部队从兰州开往宁夏支边。一家人万没想到，不幸随之降临。“随后，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身为团职干部，实在想不通，就自杀了。”

    父亲死了，烂罪落在母亲身上。政治上的歧视，4个需要拉扯大的儿女，“对一个善良的女人来说，担子太重了”。

    一次，母亲去城墙扒土，想卖了换钱。城墙塌了，半天没人理会，许久，才有人来将她从土中扒出……苦难没有止境，黄怒波13岁那年，母亲不幸煤气中毒，在冰冷的床上卧病一年后，撒手人寰。

    烂罪又落在4个孩子身上。为了吃饱肚子，黄怒波不得不上街要饭。事隔多年，已有上亿家产的黄怒波哽咽道，“我最讨厌电视剧里那些狼吞虎咽的镜头了，太假了！真正饿久的人根本吃不下东西。我常常一饿就是好几天，饿到极点，连胃中的酸水都能吐个一干二净。”

    黄怒波坦承他的诗不是一流的。可是他爱诗，他说他冻得用破衣袖抹鼻涕时，最大的享受就是能在图书室看到他想看的书，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宁夏日报》上发表短诗。

    在一次次因为是“黑五类子女”而被暴打，在一次次更为暴烈的反击中，黄怒波长成了一个1米90的西北小伙。16岁的他站在黄河岸边，望着咆哮奔流，将原名“黄玉平”3个字扔进了滚滚波涛中。

     从那天起，他开始叫“黄怒波”。

    中学毕业后，黄怒波被安插到宁夏农村，成了一名知青。因为能写能算，他成为村里的“黄会计”，“你不相信吧，我当时可红了，满街大喇叭放的都是我的演讲稿，好多女孩子都追在我屁股后面跑。”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黄怒波作为首个宁夏学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不想在机关呆下去了，呆下去，做到部级是没问题的”

    1981年，黄怒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直机关工作。仕途顺了，情关不顺，妻子离开了他和儿子。

    在机关工作10年后，他离开了。“我已经是处长了，再呆下去，做到部级是没问题的，可我知道那算到头了。”

    在2005年底的博客上，黄怒波写过一篇《我所经历的凶险的公司政治》。

    从中央部委出来，又进了某国家部门，被指派往某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那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谁都有捞钱的道，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

    “我是个死心眼，坚决不再让卖书号。这等于断了所有人的生路。……他们捏造了众人想都想不到的罪名，往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及能送到的所有领导和部委递材料告大状。依稀记得罪名有嫖娼、吸吗啡、私藏猎枪等等。……

    “部里组成人事、纪检、监察联合工作组进驻。

    “工作组走了，咱可咽不下这口气。愤怒之下，我动了手。抓着问题的，立刻解聘除名，有的部门干脆解散，把人员遣散。

    “……气是出了，没活得窝囊。但心中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企业绝不能做。”

    这家国企就是中国市长协会属下的中国城市出版社。曾与他桌对桌坐了五六年的同事、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陶斯亮说，“没多久，出版社遭遇无妄之灾被迫停业，后经法律裁决，又恢复营业。为了解决出版社30多人的生存问题，建设部特批了一个咨询中心，交给出版社去运作。当时没有任何人把这个小机构当回事，谁也没想到，黄怒波拿到这个一穷二白的支点后，就如阿基米德获得了一个举起地球的支点。只见他发力向前冲，冲出好大一番事业来。”

    这个支点就是中坤集团的前身——中坤科工贸集团，1995年中坤集团正式成立前，它仅是一家由中国市长协会组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当年跟随黄怒波的部下，中坤集团现任总裁焦青记得集团那时做过复印、印制名片的活儿，卖过玩具娃娃和电脑配件，“黄总的第一桶金应该是在那里掘的。”

    很难想象做这种小单生意，能掘到多少金。“真正第一桶金应该是在1995年，做成山西中城宾馆项目。”黄怒波说。

     “我觉得自己像猴子一样被人耍”

    目前，中坤集团呈现于外界的状况挺不错：以经营旅游地产为主，附带旅游、教育、体育、文化几个项目，除了在北京三环以内开发了都市网景、长河湾、中坤大厦、大钟市商业广场，又入主安徽宏村，将一个即将破落的小山村，还原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新疆拼命拿地，开发大量“独特、惟一、不可复制的旅游资源”，“拿到稀缺景点后，做成版块，使成功的景点带动旅游、地产、商贸等版块综合发展”。

    北京海淀区大钟市附近的“都市网景”，是黄怒波在市内做起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开发时，班子还没裂变，负责这个项目的总经理从机关时就跟着我，我很信任他带领的班子，可是他们很懒散。”

    在《我所经历的凶险的公司政治》后篇，黄怒波提到了班子的裂变。

    2002年，长期奔走于外地的黄怒波，将财权、人权、物权交给了和他一起创业的4名部下。事后，“我发现越来越不对劲，第一，总是看不到财务报表；第二，会上大家随声附和的事，老是没有进展；第三，他们和我相处，毕恭毕敬得像演戏。”

    一次，一位在外地的合作者无心问他，是否又开了一家新公司？这让他大吃一惊。通过秘密核查，他发现他授权的老部下，包括总经理在内的高层，早已将财务、人事等重要部门员工，包括他的司机都一一洗脑“策反”。他们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中坤公司一层办公楼的产权转到了他们自己的公司名下，几千万元去向不明。

    黄怒波愤怒了，“我觉得自己像猴子一样被人耍。”他从外地企业调来保安站岗，封闭了所有人的办公室、电脑，进行了3天的“清猴侧”。

    及时制止了这场“政变”，借势完成了内部利益分配机制，之后，黄怒波陷入了深思：“我脾气大，骂人多，哄人少，我的财务制度也很严格。他们串通财务，拿破例报销、额外补贴迷住了不少人。我在屋里训斥骂人，他们在门外等着给他安慰。我骂的都是关键部门的员工，他们就顺势拉拢这些人。

    “我在读EMBA时做过心理测试，我的性格太强势了。我知道下属都怕我，很多人在我面前表演，但我不能都开掉，如果开掉员工，开到最后是很可怕的。”

    中坤创建10周年时，他说，自己将淡出一线，接班人是焦青。但看得出虽然当上总裁，焦青仍然慑于背后黄怒波的威力，甚至在交谈时，他也会一边盛赞老板的优点，一边将这些优点列在纸上，以防出错。“我们的确怕做得不好，会受他的批评。”

    “如果有一天中坤脱离了你的掌控呢？”记者问黄怒波。

    “那要看是哪个方面。运营方式上自由发展是可以的，财务上决不可能，财务制度我要严加防范。”

    即使在庆典那天，黄怒波宣布“淡出”之际，他也仍在为公司宣传片里“啰嗦千字”的文案大发雷霆，不惜亲自动手重写。

    “做了商人，原就想图个简单，要个清静，远离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赚着了钱出诗集游山水，赚不着饿死了算。”这是黄怒波的本意。

    “可我认为你做不了一流诗人，也做不了一流商人。”

    “唉！”一声叹息。“我现在妥协很多了。一流？一流的标准是什么？我做不了一流诗人。可商人本来就不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一个项目做完了，还得继续做下去。做下去有什么意思？可如果不做商人，我接着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