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本报记者 吴怀尧

　　门开之后，朱大可出现在记者面前：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没有想象中的肃然或张扬。 “ 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凶神恶煞，有的还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电线杆。 ” 他笑着说，普通话里夹杂着些吴侬软语。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被视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现为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这次他来北京，是作为嘉宾参加中央三套的一档节目。 “ 昨晚在这个房间和一个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点多，睡了三个多小时我就起来啦。 ” 他拉开窗帘，烧水沏茶。

　　坐定后，我们开始对话，准确地说，是闲聊漫谈。话题涉及某些人或事时，他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间眼珠必定灵活地转动，说到兴奋处，则是眉飞色舞左右顾盼，在强调某个观点时，双手在空中比划，时不时作出类似拧螺丝钉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他的钳工生涯。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被誉为 “ 文化恐龙 ” 的中年上海男人，时而激情恣肆，时而冷峻沉稳，唯独没有记者想象中的傲慢与偏见。

　　在澳大利亚感觉到压抑

　　1994年，因为一场 “ 不愿详谈的家庭变故 ” ，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掉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去国离乡，远赴澳大利亚。7年后他回国定居，就教于大学，又宣布与文学 “ 离婚 ” 。

　　 “ 很难有谁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触的人很多，时间一长就会感到不安，我就喜欢一个人，自在、独立。我对婚姻状态不是太习惯。 ” 谈起那次 “ 变故 ” ，朱大可轻描淡写。

　　刚到澳大利亚时，他在一家报纸做主编，不久又离开，然后有一段失业经历。期间， “ 在建筑工地扛过石膏板，做过清洁工。 ” 此后开过广告公司，还在一家上市公司网站做过媒体总监，但时间都很短。 “ 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经验。 ” 他说，最长的一次是在另一家报社做了四年总编，后来又在悉尼理工大学读博，一直到回国为止。 “ 反正就是什么活都干过了，还包括自己创办网站。 ”

　　网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亚新闻网，后来改成 “ 文化先锋 ” ，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但由于 “ 可以理解的原因 ” ，网站关闭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更长，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 “ 不过没关系，这显得更有趣了。 ” 现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从中触摸中国社会变动的脉搏。

　　在澳大利亚定居期间，1999年，朱大可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国内文学界惊呼朱大可 “ 复出 ” 了。藏象诗歌论坛版主阳正午说： “ 他那些貌似瑰丽的批评语体后面，蕴藏着摧枯拉朽的 ‘ 原创性 ’ 力量。在众声喧哗、扑朔迷离的文化语境中，他对当下文化现象敏锐的洞察和大义灭亲式的批判，更显出了他的难能可贵。 ”

　　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宣布与文学 “ 离婚 ” 。原因听起来有些令人心酸： “ 文学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我的期望。 ” 近年，他又陆续出版了《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