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比较真实，不说谎话，不说虚妄的话，我写的东西或者在接受采访等方面比较具有一致性

　　华尔街理解是处在数字阶段的理解，对输入法收入的价值，对博客的价值，都没有理解。

　　说什么和做什么是两回事，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喊口号，但是真正是不是这么执行很关键，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拒绝一切采访，更多的时间是在讨论问题。

　　我不是一个标准的60年代的人，我已经跳出“因为年代和经历把我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这个框框，我现在每天都在修炼自己，修炼的终极目的就是每天都是一个新人。

　　虚荣心、功名心、责任心和理想都是一回事，一件事，就是自我被肯定的需求。

　　创业10年，最困难的是1999年

　　本报记者：从1998年2月搜狐诞生到现在，你如何评价十年来你们对中国互联网的影响？

　　张朝阳：搜狐10年来在中国IT界几乎是一种领导者、参与者、见证人，是全方位的影响。

　　1995年年底我回国，在这之前，做网络做得比较大的就是张树新。但她当时还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只是自己搞了一些服务器，拨号也不是用互联网通用的语言。96年，我们开始探讨在中国做互联网的可能性，包括融资。1996年的10月份融到第一笔资金，96年8月份注册了爱特信公司。97年，我们在爱特信公司里准备摸索商业模式，到98年年初的时候，公司基本成形，等于是进入了阵地，98年2月份推出搜狐。97年这一年走过的路程非常具有领导性，因为我们很多探索都在中国是第一次。

　　首先确立要建个网站，当时没有网站的概念，这个网站建完以后放在电信的基础结构上，电信是开放的基础平台，这是一个创新。网站上放什么，当时特别火的《精品购物指南》，还有《小说月报》说把内容放在那里，这是最早内容积聚的过程。后来发现，人们上网以后，更多的时间想找东西，去什么地方，后来才产生了搜狐的概念，去导航和搜索。

　　98年推出搜狐以后，我们已经探索好了网络广告是收入的主要方式。用户是分类导航，后来加搜索引擎，同时开始积聚传统媒体的内容，在积聚传统媒体内容的时候，新浪99年发现了这个东西，就把它做得很大。99年的时候搜狐公司内部遇到一些麻烦，新浪在新闻领域超越了我们。其实，很多功能、技术都是从搜狐开始的，包括99年做网络社区，中国最早的论坛有两个，一个是新浪的四通利方的论坛，另外一个是网易的，其实，98年在搜狐首页有一个论坛，有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商店受到攻击的报道，网友反映非常强烈。

　　总体来说，搜狐这十年来，首先是在用户服务模式上进行了创新，其次是商业模式，也就是广告模式，当时国内的政策有壁垒，还是传统广告概念，不能有外资。必须像央视的广告公司那样做。98年我们网络广告做得不错，但得到质疑，说是非法的。我们专门把经贸委官员请到搜狐来，跟他们探讨，说网络广告的技术太复杂了，如果不由网络公司来做，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传统的广告公司根本不知道网络广告是什么，这里有多少软件开发，在什么时间把什么广告推出来，于是经贸委才决定有一些试点，政策的壁垒有一些放开。

　　营销模式也是创新的，比如搜狐一开始就是做品牌，新闻发布会搞得轰轰烈烈，到后来无论是推短信、彩信、登雪山，十大新闻评选的一些创意，到后来的彩信小姐、搜狐女声等。在事件营销和品牌构建方面，搜狐为互联网树立了榜样，后来很多发布会都学搜狐。在创业模式上，搜狐是中国第一个从天使基金到风险投资，到阶梯融资等等，为很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创业树立了榜样。整体来讲，搜狐通过品牌营销和我出来讲，对中国互联网整体是个启蒙作用。

　　最近几年，搜狐实现了从品牌营销的企业到技术转型，技术驱动，产品创新的转型，包括现在推出的搜狗输入法和搜狐博客以及搜狐视频，搜狐流媒体以及奥运会的创新。

　　本报记者：虽然搜狐也是一家上市的公众公司，但大家似乎更多地把搜狐看成是张朝阳的公司，你个人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张朝阳：我出面来做营销，也是搜狐的创新，因为我们处在有点山崩地裂，百废待兴的时代。每个人面临着职业选择和在这个时代中的角色的认定。我从念书到回来创业等等这些经历，人们在不理解互联网的时候，对我这个人比较关注，这也是营销的角度。我这个人比较真实，不说谎话，不说虚妄的话，我写的东西或者在接受采访等方面比较具有一致性。还有通过我带来的自由的精神，大家看到中国人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稍微有点非主流，这会导致人们对传统中国人的形象或者生活方式的小小颠覆，反倒引起特别大的关注，这在搜狐品牌营销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本报记者：回顾十年走过的历程，你觉得最满意的事和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

　　张朝阳：最困难的阶段是1999年。一方面98年推出搜狐品牌以后，搜狐品牌特别强大，引起很多方面的关注，99年一批人创业，导致人员的流失、融资的矛盾等各个方面，没有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公司的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导致搜狐在99年遭遇很大的寒流。

　　最满意的事情，近期的事情说起来更好一点，就是搜狐的转型和产生的成果，比如搜狐输入法这样重大的创新出现。

纳斯达克依然不懂搜狐

　　本报记者：你说过搜索是互联网未来的CPU，但曾经有人说搜狐走了一条弯路，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朝阳：关于搜索引擎方面，确实迟到了，晚了，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希望对搜狐这样的门户网站，从独立的搜索引擎角度重要，同时对门户本身也重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内容的整理者。

　　本报记者：搜狗目前如果和百度、google比较的话，搜狗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张朝阳：目前，搜狗在网页搜索市场份额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有其他方面的战略，所以我们也踌躇满志，希望在搜索市场上分到比较大的份额。

　　本报记者：纳斯达克市场上，现在搜狐的股价高过新浪了(发稿时)，在之前你也曾经抱怨华尔街不懂搜狐的故事，是不是这个股价高过以后，意味着华尔街已经明白了搜狐？

　　张朝阳：华尔街还是不太明白，但是收入在那里摆着，品牌广告涨得很好。因为华尔街长期认为大者更大，他认为是第一名品牌广告的，第二名会跟不上。另外，搜狐在其他技术产品和网络游戏方面的也是异军突起，爆炸性成长。至少华尔街理解是处在数字阶段的理解，对输入法收入的价值，对博客的价值，都没有理解，所以说他远远没有理解。

　从对机会敏感到对技术敏感

　　本报记者：你自己说过94、95、96年对机会的把握有特别敏感的天性，十年后你对这种机会的把握还有这种敏感吗？

　　张朝阳：那时候是对整个商业机会，整个大势，在生存压力下产生的敏感。现在比较从容，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对于用户产品的创新，能够潜心。什么叫潜心？潜下心来，不受干扰的，全神贯注里来关注用户，做出创新，这就是我现在的敏感。在搜狐推出的博客产品，搜狗输入法以及矩阵3.0等等方面，我都是比较多的参与，有些想法也是我提供的。现在感到对技术和产品更加敏感。那几年是对机会比较敏感。

　　本报记者：矩阵3.0方面，我们知道，你们的焦点网在北京市场做得比较成功，现在搜房网马上要上市了，焦点网面对搜房网扩张的趋势，有什么考虑或者对策呢？

　　张朝阳：焦点网在被收购以后，对搜狐的利润贡献是非常不错的。现在焦点网面临新的发展机会，如何能够跟搜狐矩阵巨大的流量成功地打通或者在大搜狐的平台上让焦点网找到它特殊的位置，这是比较重要的。焦点网的发展方向肯定走向房地产媒体，不会像搜房一样，要垂直做更多的东西。

　　本报记者：现在视频网站蓬勃兴起，新浪视频的内容也特别多，我个人关注搜狐的视频内容似乎还比较少一些，在这方面未来你有什么战略考虑呢？

　　张朝阳：搜狐视频已经很多了，更重要的是它的储备很多，它没有集中在一个地方，有几类产品，加起来是相当多了。比如说搜狐的体育播报，NBA播报，还有搜狐的娱乐播报，搜狐是跟电视台合作的，全国星空卫视都参与了，这个量非常大。财经的内容我们还没有推出来。未来视频最大的成长来源于用户上传产品，不过用户用了很多盗版电视剧，现在搜狐上传原创的比例非常高。搜狐在这方面能做到的一个是技术积累比较雄厚，刚才看到的V和S在流量特别大的有P2P加速，视频上传技术含量相当高，这方面新浪是遥不可及的。

　　本报记者：搜狐称在用户体验方面一直都有很好的考虑，你怎么去把握产品的用户体验呢？

　　张朝阳：就是文化，公司把用户体验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从我到我们团队，什么是重要的，每天有这么多会，哪个会是重要的，当服务器出现了问题，某个页面打不开，某个产品不流畅，某个注册环节磕磕绊绊等等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跟公司文化转型有关系。说什么和做什么是两回事，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喊口号，但是真正是不是这么执行很关键，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拒绝一切采访，更多的时间是在讨论问题。

下一个十年，希望成为网络霸主

　　本报记者：有没有设想过下一个十年以后搜狐会是什么样，是不是能够实现你说的成为互联网霸主的地位？

　　张朝阳：我们希望如此，希望在五年以后中国互联网的网民按照现在的成长速度应该有差不多五六亿了。互联网成为中国大多数人，每天生活的主要平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平台上大多数人从事的主要的活动要由搜狐来提供。这是我们的目标。

　　本报记者：有什么具体的策略或办法吗？

　　张朝阳：就是继续创新，多几个像搜狗输入法的创新，而且很多创新不一定是突破性的创新，是积累式创新。

　　本报记者：2008年是个比较特殊的年份，你和搜狐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和安排吗？

　　张朝阳：2008年8月份之前就是奥运，我们在做搜狐女声选拔也是为奥运会选拔，我们在做火炬的传递以及奥运官网的建设和火炬传递的报道，有在平面的报道以及在珠峰的报道，我自己也会去珠峰。在奥运会期间我肯定是坐镇北京了，检验对奥运会的技术和产品的全面使用。当然2008年，要继续做的继续的事是在产品上的创新。

　　本报记者：个人呢？

　　张朝阳： 我个人还没什么计划。

　　本报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新兴媒体包括手机或者网络的媒体要取代传统媒体，你作为新兴媒体的领军人物之一，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呢？

　　张朝阳：手机还是有手机本身的通讯功能，手机作为媒体不太可能。网络确实可能成为一个媒体。它跟电视各有长处，确实会从电视这里分上一部分流量，因为电视有50、60年发展的历史，它的影响力短期内不可取代，等于是共存的状态，年轻人可能会开始结合电视和网站视频同时来使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共存的状态。

　　本报记者：你说过一句话，未来一切皆广告，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张朝阳： 在信息爆炸的情况下，每个人每天面临着众多的选择，信息的选择，资讯的轰炸，导致他的注意力被极度分散。同时在各种产品的制造方面，也因为社会化生产，分工非常细致以及规模化生产，导致任何产品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如何让你的产品找到相应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因为注意力太被分散了。

　　比如一百块钱的价格，可能成本占10块钱，但是花三四十块钱获得注意力，获得这个群体。如何营销和广告变成这个产品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这是注意力经济时代资讯爆炸时代的特点，是传播成本的低廉导致的。现在可以举音乐的例子，比如网上音乐，传统的唱片公司创作的成本是一定的，但是发行DVD、印光盘，包括以前的磁带出售是需要传统的运送渠道，到各个音像店。比如一张光盘卖十几万份就到此为止，但是互联网上的音乐传播让你制作一个唱片创意可能被上千万人去听，传播成本非常低，因为已经有互联网。这个时候如果还是按照光盘的价格，卖给几千万人的话，就赚了巨大的钱，这样的话对社会不公平了，因为一个创作无非是撞到了一个好歌，最后几千万人买那个东西，导致赚钱太多。最后一定在传播成本极其低廉情况下，而且互联网能放大倍数的情况下，到最后要么这个东西免费的，要么听一首歌只收一分钱。歌手最后怎么赚钱，靠一分钱，几千万也是很多，要么是彻底免费，因为在注意力经济情况下，你被这么多人反复传唱，这个歌手变得非常有名，最后你代言广告或者挣出场费。

    我不是标准的60年代人

　　本报记者：作为这代60年代的人，你这代人的理想和内心的恐惧是什么？

　　张朝阳：我不是一个标准的60年代的人，我已经跳出“因为年代和经历把我塑造成什么样的人”的框框，我现在每天都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