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广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世界最具实力的国家、传统民主灯塔美国出现了倒退。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则取得了显著进步。西方的说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事态发展。

    西方说教的第一大缺陷是，就在权威面前据实直言这一点，西方无法将说教内容付诸行动。这一缺陷表现在，西方各国政府不愿讨论人权领域出现的最具灾难性的倒退——即美国政府决定为使用酷刑进行辩护。在人权的发展进程中曾实现过两次重大飞跃：第一次是全球废除奴隶制；第二次是采取举措废除酷刑。

    10年前，如果有人建议美国重新施用酷刑的话，那么答案会是“那不可能”。但确已发生了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大赦国际将关塔那摩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古拉格集中营”。虽然西方国家过去一直对侵犯人权的问题进行谴责，但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就关塔那摩问题谴责过美国政府。

    更为明显的是，美国在诸多公民权的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倒退。由于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美国民众实际上已接受公民自由有所减少（《爱国者法》便是代表）的结果。美国民众表明，在危急时刻，他们的行为与其他社会没有什么不同。当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时，他们也准备牺牲公民自由。这样一来，美国便为其他国家树立起一种新的行为榜样。”

    西方说教的第二大缺陷是，西方拒绝承认它在宣传人权和民主的过程中曾使用过双重标准。当西方国家不得不在宣传价值观和捍卫利益这两者间作出选择时，利益总会战胜价值观。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在沙特阿拉伯宣传民主，因为在那里宣传民主将会损失太多利益。但在缅甸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由于西方没有重大利益会受到威胁；价值观便可占据首泣。

    在今后的那个世界里，人们将更具理解力。从全球看——特别是在亚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现已可以通过广博的见识对西方在人权领域的表现作出判断。因此，当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侃侃而谈的时候，世界其他地区看到的却是一位没有道义黄袍的皇帝。

    西方说教的第三大缺陷是，在行有益之举和做感觉良好之事之间进行选择时，西方国家通常会选择后者，因为后者的代价较小。缅甸就是最好的例子。历史教导我们，制裁和排斥的做法根本无法引发社会变革。长时间接触和对话才会引发变革。西方政客乐于谴责缅甸政权，但孤立缅甸20年的悲剧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自相矛盾的是，西方政客需有政治勇气方能与缅甸的将军接触。他们将不得不向本国民众为这种做法进行辩护，其后果可能是在仕途上付出代价。为了规避这种风险，西方政客对缅甸持不同政见者所持的勇气大加赞扬，但这同时也表明他们自身是道义和政治上的懦夫。

    因此，现在到了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就自由民主问题进行新对话的时候了。我们将在今年12月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60周年。这或许可为西方提供一个改弦更张的契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向世界进行说教。迫西方仍可进行一番新的尝试：倾听世界其他地区的声音。